一九六七：太阳山

从窗外望见太阳山

千禧年的路上，忽然白雪

满车的旅人惟独我的表情

像似吊客

太阳山的沦陷远在卅年前

广福镇人头攒动

枪尖对枪尖，麦芒对麦芒

父老乡亲在内战中战败

未亡人在县城抚育幼婴

期盼卅年后的我荣归故里

一位远房叔父那时从山顶跌落

折臂、断根

去年夏天坐化于南郊大佛寺堂

临终连书七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狂草。无一字雷同）

山阴没有坟

没有一只杜鹃

庞大的丘陵被依维柯飞速绕过

太阳山在身后红如焰口

卅年前，五十四军驻扎在成都省

毛泽东卧于怀仁堂宽广的书房

说：水浒好

好就好在投降

那时江青在花园抢拍雪景

筹备她的个人影展

史载：一九六七年中南海寸草不生

牛羊不肥

领袖终此一生不再行房

跋：

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戳，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水浒传》

○

胡适认为"自由主义当然反对暴力革命"，并主张"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前面听起来还有些信誓旦旦的火气，后面的话在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时代讲出来，就确实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乍看之下觉得迂腐不堪，等到尘埃落定再回首，确实金玉良言、菩萨心肠。只恨胡博士注定是大米白饭，不能作狮子吼，不能激动人心。"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这种论调又怎麽能拉拢二十五岁以下的善男信女呢。"要么全部，要么全无"，那才是我们更年期之前坚守的信念。

汽车驶入三台境内。"不准在公路打场晒粮"和"计划生育好"的标语夺目而来，让我再次回想起黄继光们赴死时高喊的口号。胡适在《名教》一文，对吾国满天飞的标语口号分外看轻，认为是对"名"（文字）的古老迷信。虽也有偏颇之处，但像天安门楼上"毛主席（或XXX）万岁"的横幅，就跟道士画符、或在草人上写个"王七婆婆"然后扎上数针的做法并无二致。哈维尔曾讲一个例子，60年代捷克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都要挂上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之所以挂，并非店主真的相信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进而能有助于他的生意。他不过是用这幅标语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免麻烦。政府也并非相信店主的表态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只要老百姓做个姿态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互相欺瞒、心照不宣。满天飞的标语口号便渐渐成了双方都不去戳穿的一层窗户纸。

胡适说标语满天飞大概是名教中国的土特产，看来前东欧阵营莫不如此。只不过我们对文字那预言咒语般的魔力特别器重一些。《封神演义》里的张桂芳，只大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那黄飞虎便立马滚下五色神牛。至今每逢重要庆典，中共宣传部门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皆要精心拟制标语若干，下发各地。并再三声明，统一口径，不准在钦定标语文本之外别出心裁，更不得篡改一字一词。

可见文字的厉害。难怪古人要专门起一座"字炉"，上书"敬惜字纸"四个大字，把一切垃圾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字的，一类是无字的。我们今天也称垃圾桶为"字纸篓"，却是 不分青红皂白都往里扔了。但上至朝廷、下至黎民，至今对那标语口号还是极为看重，车停三台红星镇（地名也是定名分的道具，三台全县到处都是红星、建设、胜利、跃进等宏伟叙事）时，街头一太婆抱着孙孙坐在门前，一面轻轻摇晃，一面念念有词："打秋摇秋，今年麦子好收。" --今年的麦子果然就好收许多。

三台早已花果飘零，再没有川北重镇的势头。几年来，全县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连卖带送，几乎全军覆没。沿袭一老说法，拿砖头当街随便一砸，十个有九个都是下岗工人。三十不立、四十而惑，都不过是从头再来。加上农村信用基金和供销社社员基金东窗事发，许多人颗粒无收，就常围聚街头，又让警察领走了不少加班费。县财政便濒临"破产"，把心一横，将偌大一个县委会卖与了一嫁给澳门富商的三台籍青春寡妇，给与许多年轻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但三台决不萧条。界面繁荣、灯红酒绿。我有一兄长现居广州，年前回家，我陪他坐的绕城一周，看过了每条街道。兄长叹道：广东绝大多地县都没有这般盛世的气象，这般的夜夜笙歌。我说：你有所不知，现今三台的支柱产业便是餐饮、娱乐和色情，政府大而化之，称为旅游业。不少下岗家庭，丈夫每晚送妻子去作小姐，天长日久，妻子就不让接送，说是推一辆老永久，如何能做的长久。

我颇为疑心1949年前的三台，有否如此市面？城里街两边都是各类小店，倒是充满世俗的气息，再不见国有国营的番号。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一朝灰飞烟灭，潼川府昨日重现，回到了以小业主、小商业和小作坊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格局。五十年的国有遗产，只够在水、电、气上苦苦支撑，银行风光不再、纷纷撤离，唯有电信一花独放，当作春天里的最后一个瞬间。

胡适先生所谓要"零碎的改造"，不要"笼统的改造"，最没有火气的话，偏偏说到腰眼上。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胡先生举出英美的"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说：一班大学毕业的男女，在出生地拣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便终生在这里作事。他们把附近的孩子找拢来，教他们游水、读书、打球，演说辩论、组音乐队、演剧团。并有女医生天天访问贫家，替他们看病、接生。胡先生说这便是不用暴力，不用独善，"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改造。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所以得我敬重，就在于他有耐心做这样的点滴的改良。茅先生拿出自己的稿酬一万元，在老家一村落设立了微型的金融业。他物色了一位中学毕业生来经管，为老乡提供几百、几千的小额贷款。低息、无担保。茅先生保持与经管人的联系，不断给他写信，教育他如何管理好这笔基金。后来经茅先生四下努力，贷款基金扩展到10万元。至今已放出贷款数百笔，无一坏帐。至少在某些因此脱离困境的人眼里，这个"茅"的功德，不会比那个"毛"要少。

我在三台有一远房亲戚，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侄女今年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工业学校，家里却无钱供书。亲戚们先是挺热心，欲凑钱资助，终因数额较大及各种因缘，而不得善终。侄女去了县里一家私人织厂，月工资二百元。头一回领到钱便给他尚在读小学的弟弟买了书本和过年的新衣裳。当时我欲效法茅先生而不成，知道点滴的改良实在是难于振臂高呼、力挽狂澜。

但胡适（包括顾准）的自由主义，还是受着"士农工商"的儒学传统影响，胡适总结的四点（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和渐进的改革）全在政治自由主义一路上，而还看不到市场体制对于民主的塑造和维护，在他所谓"点滴的改良"中，也未曾想到将那一笔笔出自双方 自愿的、皆大欢喜的交易；将那一项项排斥了国家权力的个人财产权，视为渐进的方向。看 不到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所有渐进的努力（包括像贫民窟居留地运动）虽然去了火气，却去不了书生气，到底还是颇为浪漫的另一个乌托邦。

因而胡先生也有这样愤世嫉俗的文字，可以拿来对比我的老家，在标语之下，五十年来究竟有多少鸡零狗碎的渐进的革新：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海洛因和摇头丸）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输血管）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足的女子（失学女童、分不到地的已婚妇女）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民办小学）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党支部书记）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城南大佛寺）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人民币），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做小姐），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合资企业）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

○

我合上书，车已到三台。从省城至此一百五十公里，从中午1:00正到下午3:20。这一段形同虚拟的时空不过是我精神界的一瞬间。上述的阅读和思考，在我跳下车的一刻，便如洛·李维斯从"母体"（matrix）返回。我拎着两袋"北极绒"保暖内衣，挥手让出租车停下，一回头看见人力三轮在候车厅外挤住一团，其中一个车夫面善、脸熟（小学同学，姓严？）。我带上车门，正听见司机放着何勇的歌，进入最盎然的一小节：姑娘姑娘，漂亮漂亮，警察警察，拿着手枪。

最后一次想起胡适，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去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在一个群体主义的时代，在革命者退烧之后，也是我们细民们理直气壮的选择。

潼川府

1

在家乡仰望星空

仰望一个青春期的，布满粉刺的

夜

人们各自挑选一个位置坐下

城外的工厂隐没于骤然的黑暗

2

县长卖掉了体育场

去五十里以外的水库练习蛙泳

我们居留下来

在城南的古城楼上轮岗

3

杜甫离开了牛头山的草堂

沿着当年游击队的路线

入城

顺利地避开了交警和债权人

4

徐家桥的盲者说：

本城在北宋时免去了一场民变

必在千秋之际获得补偿

一个明显的征兆是

开国后三台地位的不断下沉

5

退休老人集聚在凤凰山

手持徳生牌收音机

交换来自海外的隐密消息

一些人回到家中，戴上老花镜

翻开了一册

繁体竖排的书籍

6

每一辆超载的客车

经过中江。驰往省城

带走敌人、麦冬

上访者和新婚妻子的梦想

留下我们仰望星座

仰望一个更年期的，缺乏欲望

和恩情的夜

（注：三台古称梓州，清时设潼川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