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7年去捷克查理大学教授汉语，很快就结识了一位捷克汉学家朋友。

一天下午，我刚刚下课走出教室，亚非系东亚部主任即对我说：“我们这里一个叫舍瓦尔尼的人要见你，他如果说抽时间带你参观布拉格，你就婉拒说刚到这里不久，又忙又累，以后再说。”见面略事寒暄以后，他说明了来意，我即按照主任的意思回话。舍瓦尔尼先生很扫兴，跟我握了握手，就挎着小背包怏怏地离去了，头也没回。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在一个汉学家私人聚会上相遇了。舍瓦尔尼先生非常大度，并不在意初次见面时我对他的冷漠，与我谈起中国语言文化问题，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随意、自然。

一次，几位捷克汉学家邀请几位上世纪50年代曾留学捷克、现又来捷克访问的中国学者聚餐。餐后闲聊，自然还是离不开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的几位学者纷纷表示，“阴历二十四节太准了，什么节气适合种什么，什么节气收获什么，什么时候暖，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凉，二十四节会准确告诉你。”话语间，几位中国学者表现出对中国农耕文化留下的这一宝贵财富的得意和自豪。突然，舍瓦尔尼先生像个小孩子似的笑眯眯地对几位中国学者说：“哈哈！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吗？是根据阳历制定的。”几位中国学者都是学工科的，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常说的农历实际上是阴阳混合历，所以他们对舍瓦尔尼先生的话，不知如何以对。

后来，参加汉语文化沙龙、使馆汉学家招待会等活动，我跟舍瓦尔尼先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每当他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讲座，都事先告诉我，我必前去捧场。休息日，他还曾约我与他的好友同游日普山（传说是捷克民族起源之地），邀请我去布拉格以北七八十里的他的农舍避暑休息。当时年轻人出远门儿，都开自家车，作为老人，他只能乘铁皮火车陪我往返。

1988年暑期的一天，他听说我爱人去捷克探亲，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请我们夫妇去他家作客，让他夫人给我们做捷克饭菜吃，介绍道“除了法国大餐，捷克饭菜在欧洲也是小有名气的”。那天宴请，除了他一家老小，还有其他几位汉学家参加，是一次隆重的家宴。

欧美的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日，像我们的春节一样，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圣诞夜一般本是不在家待客的。可舍瓦尔尼先生毅然请我和另一对中国夫妇于1989年的圣诞节去他家过平安夜。说是怕我们两个星期的假期太寂寞，顺便也让我们了解一下捷克人的生活和文化习俗。

1989年8月的一天，我在寓所接到舍瓦尔尼先生的电话，说是他家的樱桃下树了，要给我来送樱桃。半小时后，他提着一小篮儿樱桃，如约来到了我的寓所。我给他沏了一杯茶，我一边品尝着他送来的甜甜的紫红色大粒儿樱桃，一边同他聊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舍瓦尔尼先生像多数捷克汉学家一样，非常崇拜明代万历以前的中国，说当时的中国非常强大。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儒家文化并说道“中国的儒家文化对内修炼内省，对外强调友善，‘四海之内皆兄弟’。有这样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一定会跟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我被舍瓦尔尼先生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热爱所深深感动。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令人尊敬的汉学家。

舍瓦尔尼先生常对我说，他非常喜欢跟中国人交往，因为中国人勤劳诚恳、热情友好、办事认真。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外文出版社把他的一部语言学书稿纳入了出版计划，岂料文革到来，出版社业务被迫停止。在那种形势下，工作人员依然把他的书稿包扎得牢牢固固，给他寄了回去，令他十分感动。他说“这也体现了中国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1989年秋天他知道我将任教期满回国，某个星期天，他打来电话，说愿带我和也即将回国的在捷教工笔画的教师张晓勇再到布拉格的一些景点参观。早晨六点半我们在瓦斯拉夫大街博物馆地铁口集合，然后他带我们俩去参观，到中午十二点半才结束最后一个景点。具体都参观了些什么地方，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所看的六七处地方，都是先生认为值得看的地方。先生七十多高龄，手持拐杖，带着两个小他很多的人整整参观了一上午，令我们十分感动。我决心在我回国以后请他们夫妻俩到北京旅游，陪他们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欣赏欣赏北京的风光美景，尽尽地主之谊。

回国前的某一天，我正式对舍瓦尔尼先生夫妇发出了邀请。没想到先生却回绝了我：“我已经七十多了，老了，捷克有句谚语，‘年轻人死是偶然的，老年人死是必然的’，我不能出远门儿了。”听了他的回答，我有些遗憾。

回国以后，我与舍瓦尔尼先生虽未经常通信，但有来往中捷的友人经常帮我们互通消息。2011年4月，远嫁捷克的唐女士来京省亲，我向她打听舍瓦尔尼先生情况，她说先生很好。我当即写一封长信，并把我新出版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托唐女士回捷时一并带给舍瓦尔尼先生。不料，唐女士刚刚回到布拉格，就传回令人震惊而悲痛的消息——舍瓦尔尼先生在不久前仙逝了，享年94岁。

先生幼失怙恃，由社会慈善机构养大成人，并被资助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一位汉学家。作为一个生长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多次重大社会变动，遭遇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人生磨难，但他从不气馁，即使失业在家，也没有停下脚步，依然从事着汉语相关研究与著述，并业余教授汉语。他根据教学实践摸索出的汉语四声教学法，对捷克学生正确掌握汉语声调、克服说汉语时的洋腔洋调很有帮助。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应有的姿态，在学术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最后以94岁高龄离世，也算上天对他的眷顾与护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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