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政治学，是指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狭义政治学，而不是指包括中共党史、国际共运、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宽泛政治学门类——这只能说是一项中国特色式的学科安排。（当然，近来思想政治教育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政治学“平级”）既然是社会科学，就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就应当遵守学术界的话语通则和基本规范。因为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西方学问，中国政治学母体在西方的思想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上有关于政治现象的众多言论，但系统性的学科却只能是西学东渐之后的事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依然不能回避国际学术界的通则。同时，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也应当被置放到中国的学术圈中，比照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作法。

而所谓的中国话语圈，就包含了能够言说的公共空间。由此需要进一步细分为官方话语圈、学院话语圈、体制外知识界话语圈和公众话语。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在实际的话语实践中，各言说主体往往有多重身份，并且互相介入不同的话语领地。

我们知道，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部分高校恢复政治学专业以来，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记，但对于命运多舛的中国政治学和它的从业者来说，却足已让人心思难平。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暧昧、处境时感忐忑的社会科学，在一个宪政民主问题尚未得到结构性解决的政治生态和话语环境中，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与世态炎凉同步进行的起与伏，亢奋与低落，光荣与落寞，自信与自卑。直到今天，我们所一直予以关注和讨论的这个领域究竟在中国的话语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政治学留给其他学科的从业者是一个什么图像？公众又是如何看待政治学和政治学从业者的？权力体系刺激了什么样的政治学？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学术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所有这些问题，对政治学的学习者来说，都是应当时刻自觉并主动予以反思的。否则，在目前的政治学界就会迷失方向，对自己的真正努力就会丧失热情和期待，并缺失一个政治学者最为基本的素质——公共关怀。

下面具体的叙述由于多围绕政治学圈展开，因此涉及到的人大都没有提他们的姓名，这不是否认他们的学术贡献和研究成果，只是为了作到“对事不对人”。更因为我只是从一个政治学学习者的角度初步描述当前中国政治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更多的是直觉和感受，故无须按照学术惯例去引经注典、步步为营。特此说明。

一 政治学应该作什么？

对于学习政治学的人来说，首先要问的就是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话语圈，很难有人对此有基本的共识。这其中自然有互相争夺话语权的内在动因，更有“屁股决定脑子”的世俗逻辑，同时也不能回避这的确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和思维问题，看法的不同本身就很正常，是社会复杂性的必然。多元民主社会有争论，威权专制社会同样也会有争论。就是专门研究和学习政治学的人，也会对这个问题存有分歧。

对官方来说，它当然希望政治学能够作出能为其所用的“建设性成果”，这样它就倾向于认为：政治学应该为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和运转论证，并对其渐进转型作出研究性准备，服从主旋律是政治学首先应该作到的。这样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也主要是因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没有实现，直逼禁区、自由争鸣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梦。而对大部分纯粹学院派的政治学学者来说，政治学应该作的就是促进学科自身的完备和学术的积累，尤其是基本概念的梳理和基本问题的廓清，以及对已经发生的现实问题的学术研究。对体制外的知识界来说，他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政治学对政治运行的批判性观照和公共话语表达。而对一般的公众而言，他们也许更希望政治学能为社会的公义或他们的利益代言。在中国，体制外的知识界往往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赢得他们的认同，所以他们在政治学应该作什么的问题上具有明显的道德诉求和批判风格。当然，在公众话语圈上能够说得上话的政治学学者并不多，反倒是我们会经常看到政治学者在官方话语圈里表现活跃，这一方面说明了政治学自身与权力关系的特殊性，也说明了政治学话语与公众话语之间深刻的隔阂，政治学依然矜持于他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不管这一局面是被迫还是主动造成的。

但从原初意义上讲，政治学关注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是可过的政治生活，人类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好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政治学关注的最核心问题就是正当而优良的政治秩序。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作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类，就像他们习惯于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划出楚河汉界一样，我们也不要忘记政治科学所作的任何努力最终也是为政治哲学的问题关怀服务。虽然，自行为主义大兴其道以来，西方的政治学者们津津乐道于研究政治“实际上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是宪政和民主指向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科学真正地作出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也主要是在那些进入常规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中实现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太为基本的政治架构操心了。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学者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和未来政治的类型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甚至连基本的共识都没有——至少从表现出来的话语来看是如此。

所以政治学天然包含的下列任务在中国就显得尤为必要了：确立政治价值，推动建立良好的政府，传播使良好政府得以实现并运转的政治常识，累积知识传统。就其最为本质的任务来看，政治学内在地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指向。而对一个没有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学的规范性目标是首当其冲的。虽然，我们不能回避说政治学首先是要把基本的学术问题弄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学不仅仅应该实现自身的学术成熟和学科成熟，更应该为中国新政治社会的创生作出其独特的思考和设计，并积极努力地研究和宣传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念和逻辑。否则，政治学就只能是一个死气沉沉因而也只能被人漠视的学问。

二 中国的政治学作了些什么？

那么，我们的政治学，最近二十多年又作了些什么呢？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看，我经常有一个困惑，就是当我在阅读西方的经典政治学著作时，我能够感受到智慧和激情；当我在阅读西方当代的政治学学术著作时，我能够感觉到严谨和细密；当我在阅读民国时期政治学者的著作时，我能够感觉到作者的宽广视野和对宪政民主的期待和信心；可是当我在阅读当代中国的很多政治学著作时，我既看不到智慧，也发现不了严谨，却发现了他们对宪政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高调抵制和有意无意地不抱希望。（当然，出现这一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我所阅读的西方政治学作品都是经过时间遴选的；相反，中国现今的政治学作品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时间的考验，鱼龙混杂是这个阶段政治学作品难免会呈现出来的格局。）这又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式问题，当政治体系稳定下来，学者们就舒舒服服地作学问，同时以莫问国事的超然心态在文字和思辩中自娱自乐。既然政治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剩下的就只有不断完善，那么就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了；或者，既然政治上的事情，学者们是无能为力的，那就不要妄议朝政了，免得让大家不高兴，或者丢了自己的饭碗——虽然事情可能有这么严重，但事情未必都这样严重。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作了些什么，或者，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学。

中国人多，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聪明人也就多，再进一步可以推论，中国不缺聪明的学者。但若从实际的学术成就看，仅就政治学而论，作出的成绩和产生的积极影响实在让它的从业者自卑。这就有四种解释：一，聪明人大都去了别的学科，政治学界里聪明人不多，这样说肯定会引发众怒，也与事实不符；所以，就剩下三个解释，也就是三个原因：二，聪明人不努力，把聪明放在了政治学学术之外；三，聪明人的努力受到了外部的研究局限和表达局限；四，政治学的真正从业者总体上数量有限，发展难以持续吸纳智慧的头脑。对于这三个原因，相信熟悉政治学的人都会认同。

但即使这样，从纵向上看，也就是从政治学自身的学科成长来看，还是有一些可以告慰自己的成就不能不表。那就是实现了几个进步：一，对西方政治学作品的翻译数量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虽然部分作品质量低劣，但毕竟为翻译者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读者对西方政治学的认识作出了可能性的贡献，包括“误读”可能带来的贡献，从而使我们如今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更深一层，或者使思考多了一些参照系和可能性；二，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有专业深度的探讨，形成了几个初具规模的学术团体，虽然公众还不一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他们自己也可能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毕竟他们是在思辨和话语中演绎他们的想象王国，但这样的话语操练本身就是学术成长的一部分；三，实现了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下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特别是对乡土社会和城市社区的调查研究，在逃避核心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作“纯学术”的研究，有利于从业者的方法训练和对中国社会的地道认识，在此过程中也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基本通则的认同和实践；四，对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比较深入，在不能对现实直言的情况下，把对历史的考察引向了深入，同时增强了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眼力，也使相关的分析具备了事实的说服力；五，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也附带引入了一些“政治学的公理”，具有启蒙意义；六，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趋于理性和现实，在辩护性的同时增强了政治学的建设性，赢得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和专业言说空间；七，对政治学核心概念的梳理开始展开，为学科发展作了基石性的工作。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政治学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我们可能会理解造成上述有局限性成就的深远背景。众所周知，自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学门以至民国，中国的政治学进行了几十年的草创和积累，取得了到现在来看也不能被人忽视的斐然成绩。那就是一批留学欧美的民国政治学者们所作的学术努力，他们的建树放到今天也足已让很多政治学者汗颜。但来自欧美的学术传统后来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彻底中断，其中的代表人物要么已经去了台湾，要么再也没有作出政治学的业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钱端升先生），甚至从肉身上或被消灭或被控制了。主流政治学的传统从此与马列主义对接，或者说，马列传统从一个在野政权的意识形态扩张而成为主流的政治学范式，却又没有作深入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因为社会整天都在运动和革命，我们的世界又与外面的世界相隔开来，全国人民在一个伟大领袖的语言中翩翩起舞。如果说有火种得以保留，也只是部分学者阅读了马列著作（因为马列著作在当时可能是唯一能够合法阅读的理论著作），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直到80年代这个经历了极权创伤的国家恢复这个学科，但承接的还是马列主义的传统，排斥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的传统也就是欧美的传统。因此，只有马列主义政治学的学科积累。这样算起来，从建国开始，中国的政治学总共也没有几年真正的发展时间。到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政治改革对政治学的急切需要，政治学曾经显赫一时，也在短期内涌现了一批有政治学关怀的学者，但这一光环随即消散。进入90年代，政治学开始了“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更多地回头承接了欧美主流政治学的知识传统。单就学术发展而言，这是一个不怎么坏的发展时期。因此，建国后相对像回事的政治学学科才真正得以初步形成。要知道，一门社会科学的成熟往往需要上百年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学创立也晚，中间又屡屡中断，而且在指导思想和学术逻辑之间晕头转向、精神分裂，能在如此夹缝中作出上面的一点成就，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这些后辈似乎也不应该太过强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