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网站的论坛里出现了一篇名为《中国文坛最大丑闻:抄出来的“海岩手稿”》的帖子，文中提到一个曾经充当枪手的编剧“祥子”的爆料，证实海岩的确有一个外界猜测的写作班子，从构思搭框架，到初稿写作，到最后润色都有人分别进行。为确证所有作品为自己所作，2007年6月4日，海岩在北京向媒体展示了自己多年创作的作品《便衣警察》、《平淡生活》、《河流如血》、《五星饭店》和即将出版的《舞者》手稿。随后各地小报纷纷在娱乐新闻板块发表具有“通稿”意味的格式化文章，但也有一些言论认为这是为了促销新书的自我炒作。

手稿具有不可再生性，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此，那些珍贵的手稿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惊人的利益回报也催生了一些几可乱真的赝品。眼下，除了一些中老年写作者如贾平凹、张承志、阎连科等仍然坚持用笔写作，大多数写作者都改用电脑写作，写作者不再留下自己的笔迹，思维的痕迹无影无踪。这就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似乎所有写作者的手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事实上，作者的贡献越大，作品的价值越高，其手稿的价值也越高。恕我直言，像署名“海岩”的作品不管以何种方式生产，其艺术价值都是极为有限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鲜明的“机械复制”的模式化特征，这种作品追求速效，但速朽也往往是其难以摆脱的宿命。当作品被悄然遗忘时，其手稿也就成了一堆废纸。只有那些具有无可替代的原创性价值的作品，其手稿才可能历久弥新，纵然纸张不断脆化，字迹越来越模糊，却变得越来越稀罕，往往成为一些著名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像现在由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

我喜欢翻看手稿，像《鲁迅手稿全集》、巴金的《〈随想录〉手稿本》、《钱钟书手稿集》等等。手稿和定稿之间的差异，应当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地方。透过作品的修改，可以探索作者的思想轨迹与心路历程。譬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其手稿中的不少文字在定稿中都被删除，比如其中有这样一段:“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其间沉积了作家炽热的情感和无尽的悲痛。我在上初中时，通过《藤野先生》这篇课文学会了“抑扬顿挫”这个成语，看了作品的手稿才知道，这个词是后来加进去的。在阅读这些手稿时，从反反复复的修改痕迹中，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于文字的一种尊重，那种呕心沥血的求索痕迹跃然纸上。当然，通过手稿还能看到作家内心的犹疑、顾忌和迷茫，甚至可以透过笔迹窥察到作家当时的一些个人信息，譬如钱钟书手稿的写作时间从30年代到90年代，跨越了半个多世纪，风华正茂时的笔迹意兴湍飞，一气呵成，而暮年的笔迹就似断若连，气息微弱，折射出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知识分子的执著和严谨。

不止一次参观过一些著名图书馆展出的作家手稿，发现现代作家“抗战”时期的手稿用纸都是马粪纸，纸张质量很差，估计一碰就碎。当然，摆在玻璃柜中公开展览的，大多是收藏价值有限的手稿。据舒乙在《老舍先生的砚台》中回忆，老舍先生从英国回国后习惯用钢笔写作，但抗战时期在重庆只能找到粗糙的手工纸，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四世同堂》前两卷手稿就是被迫用毛笔写成的。根据陈明的回忆，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三册手稿，第一册是用白报纸订成，纸又簿又脆；后两册用的是日本人丢弃的记账簿，质地较好，是丁玲的孩子从废品堆里拣回来的。了解手稿背后的故事，是走进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内心世界的一条曲折小路，隐藏其中的种种信息犹如闪烁的星星，向我们显现朦胧的沿途风景。

在手稿自身的命运沉浮之中，不仅要承受灰尘与蛀虫的侵蚀，还要见证历史、人性的复杂和幽深。蒲松龄传给后人的《聊斋志异》手稿，在传到蒲英灏手中时，被其上司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借走半部，但未及归还，依克唐阿就客死于北京，自此半部手稿杳无音讯。剩下的半部手稿传到蒲文珊手中时，曾被伪满洲国奉天省长袁金铠强借，随后汉奸和日本人都曾垂涎于手稿，幸运的是蒲文珊拒绝了利诱和威胁，终得物归原主。1950年蒲文珊将手稿和《聊斋杂记》稿一齐捐献给了国家。在“文革”时期的鲁迅手稿遗失事件中，许广平忧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追查鲁迅手稿还引发了由江青一手导演的“杨、余、傅”事件。一些幸存的古代稿本，上面都盖有不同时期的藏书印，还有种种题跋，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纷纷留下“到此一游”的烙印，但是，该腐朽的还是灰飞烟灭，随着手稿流传下来的只能是文化的薪火和作者不死的创造激情。那些巧取豪夺者不仅没有不朽，还适得其反，被历史钉上了耻辱柱。

电脑成为写作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为复制、剪贴式的写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写作成了备份，它打破了传统审美规范的诸多禁忌，追求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为庸俗的成规。在“手稿”消失的同时，“原作”也消失了。现在的作家写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中篇扩充成长篇，将几篇短篇组装成长篇，不同作品中的细节和情节大同小异，甚至是改头换面的自我重复，那种“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推敲成了明日黄花。更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写作变得更加随意，“灌水”的网络语言使写作变成了大批量的垃圾制造，写作进入了一个无聊的废话时代，那种具有高度表现力与概括力的语言销声匿迹。

随着照相术、电影和电视的发明，影像文化在20世纪逐渐排挤文字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存在形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文字文化原有的地位变得更加岌岌可危。德国文学媒体学家费利德里希·基特勒甚至在《记录系统》一书中预言:“在未来，以书的形式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文字文化将彻底消失，文字将仅仅成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普通人将成为真正的‘文盲’，不再会阅读和书写。”看来，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手稿的消失，或许真有一天，图书也退出历史的舞台，未来的人群就像我们现在参观恐龙化石一样，只有到博物馆才能看到纸质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