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谈到自己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进而写道：“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限定在文学创作，特别是题材和风格的范围，那么应当承认，这样的自白是真实和准确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咀嚼出《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味道，而且还能够从她的散文和学术著作中，直接发现“红”“金”二书对其创作的影响和浸透过程。关于后一方面，已有若干学者和作家撰文加以探讨和总结，只是这些文章大都集中于被作家冠以“尤其”的《红楼梦》，而对于作家笔下的《金瓶梅》，却一向鲜有涉及，更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评价。其实，张爱玲谈“金”的文字，虽然远没有论“红”那么多，也未曾像论“红”那样形成系统见解和专门著作——它们只是穿插于作家的文章和话题之中，但就是这些断鸿零雁、吉光片羽式的文字，却同样不乏卓识和洞见，且同样闪烁着作家特有的智慧、素养和性情，因此，它们依旧值得我们留心和关注。

鼎盛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曾有“细读”一说，意在特别强调对文本的精细阅读。而张爱玲对于《金瓶梅》的阅读，显然称得上精细认真。这从她那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地引用上可见一斑。譬如，散文《童言无忌》，不过是作家“说说自己的事罢了”，但其中在谈到“我”对衣着和色彩的看法时，便很自然地拿来了《金瓶梅》的细节：“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应当承认，这样的细节是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忽略的，但它在张爱玲笔下，却凸现出色调对比与和谐的意义。这说明作家的阅读是别具慧眼与慧心的。同样的情况还转见于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该文写道：有一回，作者想要形容一下张爱玲的行坐走路，总是找不到好句。这时，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几句随口说出的玩笑语，虽然包含着张爱玲式的自恋与自矜，但在客观上确实写活了富贵女子的风神气度，可谓灵妙之极的移花接木。由此可见，对于张爱玲来说，《金瓶梅》早已因为反复把玩而烂熟于心，所以应用起来得心应手，每臻化境。

张爱玲非常看重《金瓶梅》的美学和文学含量，但却并不把它仅仅当作文学写作的摹本与借鉴，而是在此同时，以自由且自然的态度，于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深入发掘和评价着其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如她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在谈到中国文学每见的整体悲哀和细节欢悦时，笔锋一转，引入了这样的话：“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它把《金瓶梅》的某种场面和意趣，一下子拉入了中华民族从悲怨情结到乐感文化的精神长河，使其生出丰富的内涵与张力。《“嗄”？》是一篇语言随笔。它抓住《金瓶梅》里常见的“嗄饭”一词，在方言的范围内，进行语意、语音及其流变的考察，其结论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其过程却充满文化意味，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方言俗语。此外，作家在《国语本< 海上花>译后记》里，认为《金瓶梅》中仆人的有名无姓，可能是受胡人影响，因为“辽、金、元都是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人用他们的姓氏”。这庶几亦可作为民俗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同学者研读《金瓶梅》主要依靠学理分析有所不同，张爱玲的读“金”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心灵的悟性，换句更直接也更具体的话说，是借助一个作家面对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敏感和直觉。这使得她对《金瓶梅》的判断，常常能够别具只眼，举重若轻。如《国语本< 海上花>译后记》写道：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构架里，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还不如前。”

毫无疑问，这段表述十分精彩，质之以“金”书文本，亦可谓一矢中的，而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作家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艺术直感。

还有，作家在《红楼梦魇·自序》里也曾明言：

“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

熟悉“金学”者，一般都知道韩南的说法，但在此之前，仅通过阅读就有所觉察者却不会太多，因为这当中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关键条件，就是艺术感官和审美直觉的高度发达。而张爱玲恰恰凭借这一点，发现了《金瓶梅》的异样。她的这种发现不仅为韩南的观点提供了旁证，而且等于向世人宣告：就文学研究而言，直觉有时比学理更可靠。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是伟大的，但又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那些少了节制而又缺乏美感的性描写。关于这点，一向深爱着《金瓶梅》的张爱玲，分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大约是囿于贵族式的文化教养，她读“金”书，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目光行进仿佛意识不到那些性描写的存在，更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用胡兰成《民国女子》里的话说：“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而一旦立论需要，她并不回避对《金瓶梅》缺陷的批评。譬如，她的《论写作》在谈到当时文坛存在的一味迎合读者的现象时，就尖锐地指出：“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显然，如此客观辩证的审美态度，委实难能可贵，它迄今不失为看待名著的有益镜鉴。

当然，张爱玲读《金瓶梅》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她基本放弃了从思想和社会层面解读作品。同时，她的某些见解和结论，似乎也有草率或武断之嫌，譬如，她说《金瓶梅》里不吃鹅，就明显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至于她把书中用一根柴禾就能燉烂猪头的宋蕙莲，错说成潘金莲，似属偶然的记忆失误，这里就不再枝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