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教导为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

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这也是孔子从人的内在心灵的需求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表现了孔子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刻性，也是孔子哲学之所以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在孔子回答什么是“仁”和“恕”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命题。“仁”的基本意思就是“爱人”，包含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说文·心部》“恕，仁也”。“恕”属于仁的范畴，“恕”的基本意思是“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是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的。要求用自己的仁心和善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善心出发去处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要分清两个对立的的概念，即“所欲”与“所恶”，这是从人的个人主体出发而体验到的，人的全部心灵活动和行为追求，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也整个人类主体所能共同感悟到的。“己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是“所恶”，它的反面就是“所欲”，即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相反，“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亦是“仁”。所以，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中，体现着人类的伟大的“爱”。其中所包含的“微言”或真谛，就是“泛爱博施”。

关于人的类的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人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意识到灵魂与肉体差别，进而追索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思考自身的来源和归宿，思考对外部世界的终极解释以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人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自然的存在，因而人类逐渐确立了“群类”的观念，确立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主体意识。关于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中出现的。在人的群类的内部，自身与别人、自身与整体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呢？中国的先哲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孔子总结了前人探索的成果，建立了“仁”的哲学，肯定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之外，还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表明孔子对人的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深刻的见解。孔子的这种个体的主体意识中，这是相对于群体来说的。因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脱离了群体，就成了孤立的个人，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脱离群体的个人，将可能丧失人性的某些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必然逻辑是己之所欲，应施之于人。不论所欲与施还是所恶勿施，都应该站在人类的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不欲的东西，不要施加于人，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就要自觉的给与别人。这种个人的所欲与所恶，是群体为其参照的。在儒家看来，只有把自己溶入群体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人。作为人本质规定的“仁”，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确定的，脱离了群体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肯定自己时要肯定别人，肯定了别人，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处于人与人的因缘和合之中的。

在人类社会中，个人作为类的一份子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安全、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爱的，应所恶勿施，所欲与之。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当权者和黎民百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所施与勿施的主体是当权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应该施德于民，施教于民，施政于民，施富于民。庶民之间也应该树立和实施所施与勿施的思想，人人都应该施恩惠于他人，这就体现了人与之间的爱与社会的和谐。

二

孔子“所恶勿施”与“立人达人”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虽然只是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模糊性命题，但孔子实质上是坚持的人性善。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这就说明了人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孔子的这一实质性的思想，被孟子明确地揭示出来。孟子认为，人的善的本性是先天的，它来源于“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这“四端”中包含有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恻隐之心萌发出仁德来，羞恶之心萌发出义德来，辞让之心萌发出义德来，是非之心萌发出智德来。这“四德”是人人本身有固有的。由于人具有这种善性，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不要违背了人的善的本性。执政者得民心的疹结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与之”民就会爱其上，一个政权“民而爱之则存”，相反，如果“所恶而施”，民就会怨恶其上，民“恶之则亡也”。（《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在孟子看来，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善性发挥出来，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感应，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沟通。“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韩诗外传》）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找到了心灵的感招点，作为执政者就应该“施泽于民”，“施实德于民”；作为庶民百姓，就应该施恩惠于人。每个人都根据所处环境和地位，把德泽施之于人，不就都可以成为尧舜了吗？人人都从善的本性出发，将心比心，推行“忠恕”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就容易沟通，这是因为人都有共同的欲望和需求，或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所就的那样。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性者，天之就也”，人恶的本性是天然的。“情者，性之质也”，情是人性的内容。“欲者，情之应也”，欲是情的反应。情欲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天子到庶民百姓都是这样。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仍然主张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这是顺应人的本性的。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多欲，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礼义道德是人为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厌恶因好利多欲而引起的争夺暴乱，厌恶“偏险悖乱”的社会状况；追求和谐平衡的人际关系和正理平治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欲望，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不外如此，因为欲是人的本性的一部份。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自己所欲的东西，并不等于人家不欲。人人都有欲望而且不可止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去，求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为了达到“近尽”和“节求”的目的，就需要制定“礼义”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人最大欲望就是“贵乎生”，“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通过“礼”的规定来满足人的欲望，又使人的欲望节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换言之，就是所欲与之，只不过是有条件的满足。一般说来，凡人之所欲皆与之，是不可能的。“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指整个人类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所以，荀子所主张的“近欲”和“节求”是很合乎实际的。

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还强调作为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要了解和研究人性问题，不了解人性就不能有效的施政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之官》）“以生”指人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有习”指人的善性的丧失而染上的恶习。人的善的本性要求“爱人”，也要求被人“所爱”。以己之心推度他人之心，成己成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成人之美，不把自己所厌恶的、所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别人；同时把合乎人性需求的、自己所响往的东西施之于他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以至整个就能处在和谐协同之中，人的善的本性就会能够得到发扬，否则，人的邪恶（不论它是先天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染习）就会滋长、漫延、泛滥，破坏社会的安宁和稳定，使人们丧失了生活基本保证，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研究人性，认识人性以及每一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是实践仁德的重要基础。探索人性的目的就是要理解“人类之爱”，“所谓爱就是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理解了自己也就理解了他人”，“对于自己茫然无知的人所看见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灰色，只有在能够用闪烁的眼光凝视自己的灵魂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才会在光彩夺目的交错之中，扩展开来”，“能够透切地理解自己的个性的人，即使在最平凡的人中间，也能发现形形色色的个性”，“个性不可能给予，而只能去获得”，“只有恁借爱才能理他人的个性。摈弃区别，选择的理智，抱以温柔的情意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不以即兴的印象和反复无常的直观，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爱和细致的洞察去把握个性”，“你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日本三木清：《人生论笔记》）三木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只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别人；只有用爱心，才能理解别人。现在有的人，表面上看他在潜心学佛，似乎在忏悔自己的过失或罪过，似乎心向善了，但实际上满心邪念，贪 痴全有，经常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有的人我执和法执都过重，自我膨涨，心机叵测，排斥一切人，名和利都想个人独占，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不具有起码的人的善性，更不具有佛性。由于没有自性，就不能认识自己，也就不能认识他人，也就不能从对象中发现自己。因而他不懂得，也不能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