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和李斯都是秦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多有争议。

历史以往对于吕不韦的论断，多有失允之处。原因我想不外乎有三：

其一，古人以士为贵，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而吕不韦恰恰出身于商人，走了一条颇具戏剧性的从政之路，凭着“奇货可居”的经营理念一跃登上古代士子心目中最高的人生巅峰。吕不韦这条为官之路，势必遭到后世文人的抛弃。

其二，与秦始皇的长期矛盾，吕不韦落得个饮鸩身亡的悲剧下场。在他死后，秦王嬴政虽然坚持了吕不韦所提倡的统一道路，对吕不韦的政纲也有不少保留，但吕不韦在朝野内外的影响，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秦始皇尽可能地消弭掉了。实际上，《吕氏春秋》不仅是吕不韦为了个人施政而树立的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杂糅百家学说，顺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即将到来的秦帝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新的理论探索。其中的思想精华，现在看来仍具有深厚的借鉴意义。

其三，秦朝二世而亡，吕不韦对于秦国历史的贡献，失去了持续发力、供本朝后继者发扬评说的土壤。吕不韦从政期间，鼓励水利，发展经济，使秦国的国力大增；引贤纳士，为秦国招揽人才；同时继续对东方各国用武，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却因为与昔日爱妾、嬴政之母赵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以及与嬴政之间扑朔迷离的父子关系，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道学家恶意渲染，成为千秋之下的笑柄。

再看李斯，后世对他的批判，主要在于李斯人品的低下。然而，片面地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科学的，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地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成为我们把握历史的准则。首先，从心理史学来讲，李斯天生自私自利，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个人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和使命感。所谓个性决定命运，当这种个性融入时代趋势中的时候，自然于己于国均有利益。但如果这种个性及行为违背了历史规律，事有不成，人也就身败名裂了。其次，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不仅要从纵的历史去看，更应该从一个人所处的时代去争论他的所作所为。战国时代特有的为求功利不择手段的进取风气，成就了李斯托身秦国这个“大粮仓”的勇气，却也成为他做出更明智、更伟大的决策之瓶颈。李斯辅佐秦王嬴政执掌大权；上《谏逐客书》，挽救人才；开拓疆土，完成统一；批驳分封，提倡郡县，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此千古之举，成就万世不灭之功。然因一己之私，提议焚书坑儒；害死韩非；与赵高一起发动了“沙丘”政变，矫改始皇遗诏，扶持胡亥，又成为秦朝早早灭亡的罪人，颇有些“成亦李斯，败亦李斯”的味道。

吕不韦与李斯，大秦王朝最亮的政坛双星，他们的人生历程和功过是非，并不是简单用几个短语或几个句子就可以定论的。任何一个人或一本书的结论都只是为人们提供判断的平台。因此当我们读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孙立群先生这本《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的时候，仍要禀承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的宗旨，细细思量其中的人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