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双一流”建设的讨论，受到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讨论过程中对于有些问题，如中国需要一流大学、缺少一流大学、应该建设一流大学等，多数人是存在共识的，但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如什么叫一流大学、有效推动一流大学发育的关键手段有哪些等，则目前仍然是见仁见智。总体而言，一流大学评价所涉及的各项他律性标准，这次讨论涉及得较多，至于这种评价中应该坚持的自律性标准，各方重视得还很不够。

一流大学，是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原创性思想观念的生产基地。观念是各种社会评价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据，是判断是非好坏高低的标准，其实质就是所谓话语权。标准不能凭空杜撰，它需要从实践中吸收营养，需要通过与实践的互动不断完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无疑是主观认识性的。作为原创性思想与输出基地的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首先是评价者、批判者、反思者的角色。要有效承担起这样的职能，在与现实的互动关系中，大学就需要保持适当超越的姿态。大学当然也需要完善，需要发展，也理所当然地需要接受评价，但在评价方式上，对应于大学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定位，比起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来，大学都应更大程度上坚持评价标准的自律性，反之对各种外在性评价标准，各种外在性的诱惑——形形色色的排行、奖杯、花环等，大学都有理由保持某种慎重乃至戒备的态度。对大学的这种超越姿态、这种自律，能否给予足够的宽容，这是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是否健康、社会舆论是否成熟的试金石，是检验社会共同体是否具备了孕育一流大学基本条件的重要指标。

儒家经典《大学》阐述作为“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止于至善”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作为原创性思想生产的承担者，大学自己首先应该有清晰而坚定的观念自觉，有对自身特性、目标、路径等的认同与坚持。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的“大学章程建设行动计划”，其本意应该也在这里。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种对自我存在特性与目标追求的认识和坚持，应该提升到精神信仰层面对待，应该视作自己建设和发展的第一层基石。对于一所没有信仰的大学来说，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一切的热闹与堂皇，都只是包装，都将注定很快成为过眼烟云。表面上，这样的大学很多时候也可能看起来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也不乏计划、制度、原则，但这些说到底都只是姿态而已，任何一点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能成为姿态重新选择的充分理由。有太多这样的大学，表面上热火朝天，似乎每个时间单元都能总结出新的改革成果，每年都有新的远景规划，每届领导都能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但这种毫无定性的表现，只能说明它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没有定性和归宿，在对潮头的盲目追逐中，当然就没有任何自信、自主、自尊可言，有的只能是察颜观色、见风使舵、随波逐流。面对荣誉、金钱、权力等只会谄媚的大学，就算最后凭靠这谄媚博取了某些荣誉、金钱、权力的光环，也不可能因此赋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不可能承担起立足自我主体性展开社会评价和批判的责任。

世界各地区社会生态和文化土壤不同，一流大学的发育机制无法机械复制。对于所谓“一流大学”内涵的充分理解，不可能是在其出现之前，而只能是在其形成之后。一流大学的发育，是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其自身坚定信仰、持续稳定发展的结果，不能冀望于借助任命或规划造就出所谓一流，更不要把这种权宜性的标签认定，简单化地与好坏高低直接对应起来。强调“一流”标签的权宜性，对保障“一流大学”之外其他类型学校的正当权益，对营造真正一流大学发展所必要的宽松空间，都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中，大学才有可能以自己特有的而非扭曲的姿态健康茁壮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