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创新构建，关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为此，需要在“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宏伟思路引导下，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的思想实质，透彻体悟“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精神指向，科学把握“三大体系”建构的历史发展规律，最终形成富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思路。当今时代的中国人文学界，对于“三大体系”创新构建的重要意义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表现出积极响应的决心和热情，这是令人鼓舞的。然而，基本原理的深入探讨和构建思路的具体讨论却显得相对滞后，这恰恰说明原创性的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时代难题，任何期望速成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毫无疑问，创造性的构建思路必然是伴随着富有原创性的思想讨论而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的。惟其如此，今天中国人文学界的首要任务，是就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的关键性问题展开富有原创性的自由讨论。
一、“三大体系”创新构建的着力点和检验标准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学科体系是“三大体系”构建的基础。形成如此共识的原因，除了学科体系主要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模式，于是自然而然地被用为人才培养与江南体育官网入口 的运作方式之外，还有一些实际上决定着人们的学术生活方式的因素，譬如现行教育管理模式下连续五次的“学科评估”，就在客观上加固了人们以“学科体系”为基础的思想认识。更何况，在国家明确提出“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的大前提下，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构建就必须要服从于“一流学科”建设这个发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大体系”创新构建的内在关系，未尝不可以表述为以重塑“学科体系”为目标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构建。
然而，即便这是学界共识之所在，也并不意味着创构实践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就是唯一不二的。将“三大体系”的创新构建放置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之下，人们就会强烈意识到“话语体系”创新构建的重要性。值此之际，一边重温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智慧判断，一边回味上个世纪末以来首先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凸显出来的“失语”的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复语”的期盼，然后可以收获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要聚焦并着力于“话语体系”来思考“三大体系”的创新构建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有意回避“三大体系”内在逻辑关系探讨的学术难题，同时也不妨碍我们强调要以同等重视的态度来对待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甚至也不影响坚持申说“三大体系”一体化与时俱进而互动互补的建构原理和发展规律。要之，聚焦“话语体系”并以此为“三大体系”创新构建之着力点，然后通过“三大体系”的内在互动机制而持续发力，最终实现“三大体系”的整体创新，应该说是一种切合现实需求的路径选择。
不言而喻，切合现实需求的路径选择，必然要接受是否有利于现实健康发展的实践检验。
四十五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引发了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真理标准讨论。四十五年过去，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精神感召下，又一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意义格外重大。当今时代，对于志在创造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最能检验我们“话语体系”构建之是否成功有效的检验标准，便是“讲好中国故事”继而“讲清中国道理”的话语实践。如果说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现有“三大体系”的西化特质实际上影响到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道理”，那紧接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道理”的理想境界究竟是怎样的？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讲好”和“讲清”的标准由谁来确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构成一个问题系列，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乃是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而无论怎样讨论，有一个基本认识是确定无疑的：交流互鉴往往意味着讨论和争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因此而需要具备文化交流的高雅风度和思想交锋的高明智慧，而这一切将集中凝练为中华文明智慧的精神标识——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放眼当今学界，类似“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这样的“术语翻译”系统，当然可视为聚焦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工程。基于此而更上层楼，深入关注中华思想文化之核心价值判断，淬取那些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原创智慧的核心命题，然后展开原创性的系统阐释，这才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构建的前沿课题。
二、“话语体系”创新构建与核心命题的重塑性发掘阐释
“三大体系”中的“话语体系”构建，因为关系到国际上中国话语权的提升，所以很容易引发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于是乎，就会误将强势语气理解为话语强大，殊不知，有理不在声高，话语权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发掘中华民族高明远见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种高明远见才能为化解人类难题提供足够智慧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高明远见，而如是之高明远见的观念性标识和理论化表述，正是人们期待中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当然是指一种正在启动中的重塑性的“话语体系”构建，必然以重新发掘核心命题进而实现原创性系统阐释为前提和基础。不言而喻，在重塑性“话语体系”的构建课题面前，现有的范畴与命题系统都需要经受重塑标准的检测与考验：一方面，当然是对现有“话语体系”之未免于“西学化”的反省，另一方面，则是对来源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成范畴命题之选择与阐释方式的再审视。相对而言，后一方面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重塑“话语体系”所需要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目前还分散在古典思想文本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何况古代思想史的固有逻辑所造就的既成阐释系统，并不是我们可以完整接受的理想化系统，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亟需一种重塑性发掘阐释的深邃眼光。在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古今中国文化冲撞的百年历程中，人们已然形成了围绕着某一个本源性、本质性的中心存在来构建话语体系的思维习惯，按照这样的思维习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之创新构建，必须以确立某个最核心的核心命题为大前提，而构成这一核心命题的基本范畴也必须是最具核心地位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是合理而有效的。但深思之下，却又发觉，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一是中华文明智慧所造就的核心命题的原生机制问题，二是时代变迁对相关核心命题的历史塑造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分别来作讨论。
关于中华文明智慧所造就的核心命题之原生机制，我们不妨聚焦于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老子智慧。
老子从一开始就站在“原道”哲思之“开山纲领”的高度，提示一切后来的“思想者”，“道”作为人类对“先天地生”之宇宙万物本源本根的命名，终究是“人”的思想原创的产物，从“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那一刻起，哲思主体就清醒意识到自己要面对“有名”“无名”以及“有”“无”之“两者同出”的思维现实，于是就有了《老子》首章之所言：“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打开中华文明智慧“众妙之门”的“密码”，应该说就藏身在同时关注“异名”之两端从而探究其相互生成原理同时又能曲尽两端之妙的思维方式之中吧！从这里收获灵感启迪，然后就可能生成助推“话语体系”之重塑的新发掘眼光：与其说“道”是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如说“道”的命名以及伴随着命名而一体生成的有无玄同的思维方式才是中华文明的智慧之根。与此相应，当中华先哲以“道”为基本范畴而构成一系列核心命题，并以此来凸显其终极关怀境界与核心价值判断时，其核心命题系列所特有的丛集共生现象，期待着我们去把握其内在的共生原理。譬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不仅和“名可名，非常名”命题一体共生，而且又与“道隐无名”命题相互契合，我们当然不能因为“道隐无名”就否定“名可名”，也不能因为“名可名”就偏执于“道可道”，系统阐释其间所蕴含的“玄之又玄”的原理原则，无疑将成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构建的题内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当然还有与“道隐无名”同属于一个表述系统的“建言”命题系列：“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面对如此精妙的格言式命题集合，人们不禁要问：其各自独立的理论阐释和一体共生的原理探询之间，如果有可能实现完美契合的话，那最终凝练生成的核心命题，又该是什么呢？
关于时代变迁对核心命题的历史塑造，我们可以举20世纪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之构建为例。
20世纪初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批判是瞄准了“文以载道”这一古典命题的，批判的着力点集中在文学工具论和道统价值观，批判的话语方式塑造了批判对象，赋予“文以载道”以统摄古代文学传统的核心地位，尽管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并不以“文以载道”为唯一不二的价值中心。历史演进，时易世变，在经过曲折推进的文学演变道路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文以载道”的“道”究竟指向什么，于是便有了对于“文以载道”的重塑性阐释，一种克服了文学工具论并且阐发了现代文明观的新“文以载道”说，正在酝酿生发之中。基于此，人们必然意识到，即便是“道”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范畴，也只有在进入某个特定的阐释系统以后才能被赋予相应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可知，最终是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塑造那作为“话语体系”构建之中心支撑的核心命题，而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过程实质上也正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恰当此时，我们终于发现，原来中华文明的智慧宝藏里就潜藏着足以阐发上述道理的核心命题——道法自然。既然如此，当我们再来探讨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时，就不妨确认老子原创的“道法自然”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同时再确认老子“道法自然”与刘勰《文心雕龙》“自然之道”所构成的中华哲思美论之阐释系统为话语体系之理论根脉，然后就可以在“文以载道”与“道法自然”相互依存的系统阐释基础上来完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了。
要之，关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创新构建的核心命题之重塑性发掘阐释，是一项涵涉广泛而又思理深沉的学术课题，需要人文学界的跨学科合作攻关。当然，以上讨论，只是基于个人见识的举例说明，意在抛砖引玉，相信人们能够穿透个案事例而进境于“话语体系”构建之本质问题的深度探询。
三、“学术体系”创新构建与人文关怀的人学新主题
一般来说，学术体系被认为是关乎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性知识和学问的系统化，承载和映现人类的智慧创造和精神追求，因此之故，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就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主体精神。现有的各种表述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等，其实可以在人文关怀这个基点上统一起来。经验告诉我们，缺乏人文关怀的学术主体精神，很容易走向对技术指标的偏执性讲求，譬如，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五唯”顽疾之所以难以根除，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主体缺乏人文关怀精神。与此相关，尽管我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的内涵数据如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的提炼高度、学术思想的原创程度、学术话语的影响力度等方面，却又显得相对落后，其根源仍然在于人文关怀的缺失。
关于“人文关怀”的解读可以有多种。从西方文艺复兴说起，缘此而生成关注个体存在的人文思潮，并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然后广泛引用到治国理政和治学论道的各个领域，这是西学话语表述下的人文关怀。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有责任充分阐释具有独到造诣的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精神，而且有必要深入探讨中西文明互鉴视域下人文关怀的人学新主题。关于人学主题的思考，可以在以下三种维度上分别展开：其一是作为普遍人性的人文关怀，人人渴望被关怀同时又推己及人而关怀他人，此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与此相关的讨论可以归结为讲求人性自然的人学主题；其二是自古以来出于人文主义理想而铸塑高尚人格的人学传统，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从孔门师生讨论中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到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中华传统文化在持续性的“君子”“小人”比较阐释中不断阐发着这种道德主义的人格理想，由此而生成了德行优先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艺评价原则，其影响深远而至于贯通古今，与此相关的讨论可以归结为追求人格理想的人学主题；其三则是学术主体对上述人性自然和人格理想的价值分析所构成的人学阐释的知识体系，譬如朱熹曾有关于孔子“吾与点也”之意的充分阐释：“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感觉这是一种贴近日常生活、充满诗意想象而又深含哲理探询的人学阐释，这里既有人性自然和人格理想的融合智慧，又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融合智慧，基于此而可以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集古今中西之大成的人学新主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主体人文关怀，理当充分阐发这种人学新主题。如果说学术本质所要求的原创性思维使得人文学者的主体精神能够脱离其自身的生活环境而实现对研究对象的超越性深度观照，于是能够在不被现实功利性所干扰的精神状态下把握对象的本质，那么，肩负时代使命的我们，必须在人性自然与人格理想、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交融一体的阐释视野里深入阐发“人的本质”。人为万物之灵，人又是自然之子，人类创造文明，文明又塑造人类，以往彼此冲撞的许多人学命题，现在都需要在新的生存境遇和生态环境下重新加以思考了。不仅如此，如今的人文学术还要面对方兴未艾的“数字化”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不断开发所引发的人学新课题，譬如人机传播可以帮助人类认识人与机器的差异，认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发展，也取决于人如何认识自身和机器的关系，人工智能在智能上超越奇点的同时，也有着如何完成符合人类核心价值的“人格”建构问题，如此等等，人学新主题的内容其实也正在扩张之中。缘此之故，除了尝试着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之外，在终极关怀维度上就“人之为人”和人工智能之“人”的纠缠关系而重新思考人的本质问题，并且进一步在诸如“文学是人学”这样的本质性认识的深化实践上下功夫，才能不尚虚谈而有效推进人学新主题的思想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能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而言之，“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的人学新主题，因此也就是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创新构建的原创性指向之所在。
四、“学科体系”创新构建与文明互鉴的原创性课题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的思想观念，至少蕴含着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是就文明呈现的现实而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在共同展示的过程中尽显个性风采，交流互鉴所造成的彼此映衬使得每一种文明都能展现出闭关自赏所不可能有的独特魅力，在这个意义上，“美美与共”就能超越“自美其美”，世界的大舞台会让民族之花更加灿烂；其二是就文明发展的未来而言，交流互鉴因此而成为汲取他者经验以重新塑造自己的有效途径，在不断地从美好走向更好的发展过程中，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邃思考，发现交流互鉴所具有的原创性机制，并以善于发挥机制作用的原创性智慧来推进互鉴机制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由于这样的不断完善过程是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所以最终可以视之为一项原创性课题。显而易见，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创新构建，就属于这样一项原创性课题。当然，有必要补充一句，在以“学科体系”为基础的整体构建意义上，“三大体系”创新构建整体上都属于如上所言的原创性课题。
客观地讲，我们现有的“学科体系”就是借鉴西方文明成果而生成的。借鉴本身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一种值得继续发扬的优点，成功借鉴他者经验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内涵所在。然而有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成功借鉴并不等于成功“互鉴”，何况借鉴本身也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那种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移植”，就像不断引进他者技术而始终没有自己的核心原创一样，其实质在于只有拿来就用的“知识转移”而没有助力发明创造的原创智慧。原创性智慧建立在主创意识和质疑精神的基础上，而质疑的对象就包括借鉴“他者”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只有打破定式，才能实现原创。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代机遇下，将文明交流互鉴设立为新时代的原创性课题，不仅超越现有学科体系而催产新兴学科、跨越现有分科而搭建交叉学科、穿越单一学科的分散状态而尝试学科综合，而且在努力把握文明互鉴之原创性机制的基础上更加成功地塑造自我。
文明互鉴的原创性智慧，是将“道理最大”和“真理越辩越明”的深层互鉴机制发挥到极致的文明智慧，如何发掘思想资源而培育这种智慧，正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请原谅我直接使用了教育部重大项目的独特名称，我认为“攻关”二字是耐人寻味的。“攻关”的前提条件是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聚焦于此，集思广益，深入探询，于是乎生成原创性智慧。
这里不妨举两个浅显而又彼此相关的例子。周祖譔先生在其回忆钱锺书的文章中提及，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中文研究所毕业考释的办法是比较特殊的。它规定在论文答辩之前还得先通过学科考试，学古典文学的学生要考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三门课。其理论根据是文、史、哲相通，对史、哲没有一定的基础是不可能研究文学的”。如今70年过去，请问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国内高校还坚持这样的“学科”理念吗？由此想到近年出现过的“国学”学科建设的尝试，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逆向的学科走势，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设立“国学门”之际，就曾明确表示，这是鉴于中国学术界向来缺少分科观念，所以作为将来分科之预备而设立。果然如此，待到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重新颁布研究院规程，国学门便被文史部所代替。以上几个时间节点的连接，清晰地勾勒出100年来“分科”与“相通”双向并进的历史轨迹，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在中西冲撞所形成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创新构建将无从谈起。另一种现象也如影随形，自100年前新文学诞生以来的文学之学科自觉，与文学本质的认识直接相关，从提倡“纯文学”而视中国古代文学为“杂文学”，转而为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出发点而以“文章学”对应于“纯文学”，表面上看似乎规避了“杂文学”一词的不平等意味，实质上却是搁置了坚守文学本位的文学本质探索精神。以上两例的简略描述，当然不足以展开问题的充分讨论，即便如此，人们也能发现，一边维持着西学影响下的“分科”原则，一边又维护着中国传统学术的“相通”原则，既无法实现“各行其道”的充分自由，也无法实现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内在机制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之创新构建。
总而言之，事情可能正像英国学者乔·莫兰的新著命名为“跨学科”那样，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未来走向就在于“跨学科”。不言而喻，这必然是“学科交叉与文明互鉴”两个宏观主题高度契合意义上的“跨学科”，是中西文明相互生成的原创新境界，而不仅仅是现有学科体系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或协同合作。这样的“跨学科”需要重新阐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主题，需要重新在交流互鉴的传播学意义上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所以也就需要相应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原创新境界。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期）
